本文主要内容有四部分：

一、什么温病？什么是疫病？两者有何关系？

二、历史上各医家对疫病的认识及治法的异同

三、疫病的治疗禁忌及对体弱患者的意义

四、小结语

赶了好多天写出本文，希望能给奋战在一线的中医战士及所有中医爱好者的一点有益的帮助，为挽救更多病人尽一点心力。由于本人才识有限，错漏在所难免，请不吝批评赐教，共同把中医发扬光大！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张愚功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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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温病？是什么是疫病？两者有何关系？

中医认为，外感病是由六淫引起的，六淫即六种邪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而风为百病之长。六淫邪气不同，引起的病症也有异。

《内经》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即是说，所有热病（症状）都是伤于寒而引起的，这个寒可以是外来寒邪，也可以是体内寒气，也可以是体质偏寒，阳气不足，这才是疾病的根源。

《难经·五十八难》指出伤寒有五种，即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点明了五种病的共同根本原因。

虽然认识到热病的病因是伤寒，但是在命名疾病的时候，却只重视病症之外在热象。《内经》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可见，病温也好，病暑也好，都是从表象上命名的，因为更便于称呼、理解、区别病症，也有利于对证而治。如果是对本而治，就不需要这么多病名。所以《素问》《灵枢》之中有“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也没有一篇是以“伤寒”命名的专论。

现代医学，特别是西医，各种病名更是千千万万，越分越细，就是越来越从症状上去着眼。（注意“本”、“证”、“症”之间的区别。）从症状着眼去思考治法，必然是以消除症状为主要目的。消除症状快，虽快却多反复，且本益耗；治本慢，虽慢却少反复，且本益强，其中利害关系，作为医者当然清楚。但因为商品经济社会，这也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

疫病也表现为温为热，但比一般温病症状更急剧，重病，死症更多。《内经》：“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五疫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运偏盛的五种疫疬之气。天牝就是鼻子，那时已经知道毒气从鼻子而入，与普通六淫从毛孔入不同。

这些病证既是温病，又比一般温病更厉害，内经用“温疬”来称呼。

古人观察到，自然气候偏离过度，经常可以引发人类的多种疫病流行。“天地迭移，三年化疫。”又曰：“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疬。”“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以伤寒为书名，一般认为是广义上的伤寒。本人认为这是从外感病的病因根源上来命名的。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所有外感病（太阳病）的辩证体系，又分别论述伤寒和中风二个太阳病证型，这是狭义上的伤寒。是以有汗无汗作为分型依据，与有没有“疬”气无关。

又：“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以不恶寒作为温病的特征。这说明，温病也好，风温也好，从广义上都属于太阳病。张仲景对于温病、风温并未做详细论述，因为一部《伤寒论》就是一个体系，个别其实已存在于全局中。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温疫论》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又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渎，具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

对于疫气的性质，吴又可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将前人的“五疫”学说，加以拓展，认为疫气不限于五种，而是每一种热病都由不同的疫气所引发。他在《温疫论》的“杂气论”中说：“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

吴又可已经认识这种邪气非一般六淫之气，故称之为“时行之气”、“杂气”，引起的疾病称为“温疫”。这应是历史上最接近微生物致病学说了。

清朝叶天士《温热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认为温邪首先犯肺，这里的温邪应该就是疫气，而非一般六淫。

清朝吴鞠通《温病条辨》关于温病的论述：“温者，暑之渐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气温，阳气发越，阴精不足以承之，故为病温；后夏至，温盛为热，热盛则湿动，热与湿搏而为暑也。”“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以一种典型的证候作为温病的定义是不完整的。

“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说明了温疫多兼秽浊的特点，秽浊即湿滞痰浊，痰湿为阴邪，痰湿易留邪，郁久会化热。

病机实际就是阳气不足，体质湿浊，经络不通，邪气（包括病毒）留滞，郁结而化热。

吴鞠通直接把温疫归为温病类，与风温、温热、冬温并列，分成一类型的病，治法也基本相同。这是局限之处。

晚清彭子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关于温病的论述又有独到见解：“温病乃人身本身之气自病，非由口鼻而入。”“瘟乃瘟疫，温乃木气，温病乃木气之正病，瘟乃时气之恶病。......木气偏的最甚，则成毒耳。”他把瘟疫与温病区别开来，但仍认为瘟疫的原因是木气偏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治疗上仍着重于本身之气，还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温（瘟、疫）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可见，由于不明白疫气与普通邪气的本质区别是病毒细菌，所以历代医家对这些病的称呼就仁者见仁，有时称为温病，有时称为疫疬、时行、天性、时疫、疬气、寒疫、温疫等。在治疗上也各有特色，但最高明最完整的辨证方法非《伤寒论》六经辨证莫属。

其实，除了某些特殊的、或者新型的病毒性传染病，大多数呼吸道传染病（细菌性病毒性感冒）要与一般感冒分清也不太容易，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

本次疫情，有的专家说是寒疫，有的说是热邪，有的说是湿邪，有的说是寒湿。共同点都说跟天气异常导致人的体质下降有关，但没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传播开后一些身体较好的也得病，有的人却不得病。听众是听得一头雾水，怪不得很多人怀疑中医的科学性。

愚功认为，疾病的主因要“因时因地因人”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谈。

非微生物侵入的外感病，即普通温病，发病的主因多为内因（体质弱），外因为次。当然，若外邪过于强大，则外邪为主因。比如，气温突然降到零下度，这时候体质再壮也受不了啊。

微生物侵入的外感病，即瘟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天气异常引起微生物活跃，同时人群体质下降，活跃的微生物遇上体质弱（内因）的人，便开始在其体内酝酿、繁殖、发病，这时内因为主要病因；第二阶段，大量的微生物开始传染给其他人，因为毒气太强即使身体较好的人无所防备也未能幸免而发病，这时外因占主要；第三阶段，病传播开后，在不同地区、不同人身上，由于体质不同，其症状可能同中有异。故有的表现为寒，有的表现为湿，不一而足，这又取决于内因。

二、历史上各医家对疫病的认识及治法的异同

多年前，中国先人早就认识到疫病的形成，与异常天气的密切关系，与人身体质的密切关系。也认识到疫病，能够互相传染，病症相似，致死率高的特点。

由于科技水平限制，不知道病毒细菌是六淫邪气与疫气的差异根源。加上致病因素往往也不是单一的，如可能同时病毒感染又细菌感染，还有可能感受寒邪、湿气等。各医家所处时代不同，所遇病症不同，对疾病病机的理解不同，在论述“温病”、“瘟病”、“温疫”，有时是一样的意思，有时又不一样。其治法也是不一样，形成了多种理论，且不乏互相否定的。

最早用汤药治疗此类外感病的是《伤寒论》，所立的六经辩证体系，是根据表现出来的病症，分析其病机（就是邪气传变及排邪受阻情况）而对证施治的一种辩证体系。

但《伤寒论》只有脉证方药，民间版本较多而有差异，对于原理却没有解释，方药也不够适用于所有外感病证。原因可能是：1、部分内容遗失；2，部分内容被私藏；3，传抄过程中错漏；4，部分内容是后人加上去的。

所以后世医家对《伤寒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各有见解，也开创一些新的辩证法，自立了一些新方剂。

各家之所以各执已论，是由于过去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各医家见识经历不同，对“瘟病”的研究总有局限，象盲人摸象，难免以偏慨全。疫病本来就很多种，加上病人体质各异，表现出来虽有共性，也有特异性，如果没有认识到根本的东西，确实是难以分清。

这里简要摘录及分析一下。

《内经》对付温病、热病之法就是回避毒气、培养正气、针刺。

《内经》：“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病温，虚甚死。”

《内经》指出五疫之气，从鼻孔而入，对付首选之法是回避它。若避不了，正气足者也可能不会得病，而正气虚甚者就会死亡。

《内经》：“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伤寒论》的治法是通过六经辩证，按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及外邪传变情况，邪在表则从表汗解之，邪在里则下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和解之，邪在上则从上吐之，热则寒之，寒则热之，虚则实之，实则泻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其用药，有涌吐痰浊、有辛温解表、有寒滑泻下、有寒热并用、有辛热温补等。其中方剂都是经典之方，医者大都知道，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伤寒论》虽然没有解释用药的原理，但我们仍可悟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体的自身运行规律，即人体自我排邪和自我修复的本能，只是邪气太盛而受到阻碍。所以用药因势利导，药简而力专，顺应人体的排病趋势，帮助人体一把，由人体完成自我排病过程。后人在应用经方治病时，发觉对于某些温病不适应，就认为温病不能用六经辩证，这是因为没有完全弄懂其中原理。经方大师胡希恕说过《伤寒论》虽然方子不全，但方法是全的。

《温疫论》的治法是瘟疫初起，感于膜原，以达原饮疏之，待邪气离开膜原，察其传变，虽众人不同，视其表里各异，去病的方法一种，就是在表则解表，在里则下之，仍离不开《伤寒论》的方法体系。

《温疫论》指出，“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其时邪在夹脊之前，胃肠之后，此邪热浮越于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竭越甚，宜达原饮。”

关于达原饮，吴又可的解析是：“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

但是，瘟疫大多从口鼻而入，从口而入，进入胃肠，达原饮可能有效。从鼻而入者，一般先犯肺，用达原饮是不妥的。

吴又可论述温疫的传变时，虽然强调“疫有九传”，但是“九传”皆不离表里。《温疫论·统论疫有九传治法》云：“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这也应证了外邪相同的情况下，患者体质不同，其病势、传变也是不同的！加上治疗方法不同，其变证更是千差万别。如果不能窥透病机，只看证状，就可能在病名上不同的叫法。这也是有时叫温病，有时叫热病，有时叫寒疫，有时叫温疫，有时叫伤寒的原因。也就是说，同一种邪气（特别是病毒）引起的病，却有不同病名的情况！可见，病名并非治病的关键，病机才是,过分纠缠于病名对正确的治疗并无好处，有时反受误导。各种叫法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给后人也造成很大困惑！

吴又可提出“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人参、黄蔑、白术，得之反助其奎郁，余邪留伏，日后必变生异证。”主张以知母、天花粉、当归、白芍、地黄等养阴养荣为主。在参附养荣汤中虽也用到附子，仍忘不了加上地黄。可见伤寒论中肾气丸附子地黄同用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但肾气丸是利水养阴的，很多人却误以为是补肾阳的，以致附子补阳药中加入地黄，流弊一千多年而不知。

清代喻嘉言治疫曾说:“治法: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

《温病条辨》关于温病的治法，病在上焦：初始于手太阴，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病在中焦，实指脾胃，病在下焦，实指肝肾，基本上是伤寒论的治法，并无什么创意。吴鞠通的三焦辩证，其实非真正的三焦。

“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可见，银翘散、桑菊饮只有在特定证型下才适用的。

吴鞠通认为达原饮和三消饮有很大弊端，但也承认"藜藿壮实人......容有愈者","气体稍壮者，幸得以下而解，或战汗而解。"这其实也是个“对证”问题，只要对证，也无可厚非。本来用药就要时刻要考虑病人的体质,以整体观来辩证，时刻注意扶正气，这既是整个中医界都提倡的问题，也是个不易把握的问题。

“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此古来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大错也，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人之温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梁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

“其三消饮加入大黄、芒硝，惟邪入阳明，气体稍壮者，幸得以下而解，或战汗而解。然往往成弱证，虚甚者则死矣。况邪有在卫者、在胸中者、在营者、入血者，妄用下法，其害可胜言耶？岂视人与铁石一般，并非气血生成者哉？”

晚清彭子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关于温病的论述又有独到见解，他非常注重病人的正气、胃气。用药轻灵，特别是对小儿病，尽量用食品，反对滥用寒冷药，尽显大医大德。

他也知道温病与瘟病的区别。认为温病是本身自病，而瘟病才是外来邪气，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但实际治疗瘟病时仍偏于忽视外邪，这也另一个局限。

“温病乃人身本身之气自病，非由口鼻而入，......认为温邪由口鼻直入中道，认为伏邪变温，于是以去邪为主义，遂用去邪之药。去邪之药，最伤本气，本气受伤，病必加重。及至病加，犹以为邪深难去，比比然矣。”

但从他对鼠疫、大头瘟等瘟毒病的治法上看出，他以本身自病为指导思想，而且非常成功。

“瘟乃瘟疫，温乃木气，温病乃木气之正病，瘟乃时气之恶病。如人死最多最速之鼠疫病，乃瘟疫也。瘟毒病，四豆饮最佳。豆养木气，最能解毒，木气偏的最甚，则成毒耳。”

综观此次新冠疫情，没有人考虑四豆饮。本人在头条上发帖告诉乌梅医院情况下的自救（当然是针对高烧不退的情况），却总被屏蔽，给那些网上求助求床位的武汉患者留言，也都被忽视。医院的迷信若此，令人叹息！

因此，彭子可能把一些瘟病也认为是温病，故有对银翘散、桑菊饮等疏泄之药的批评。也难怪，古代没有现代的检测手段，只能靠治疗效果来反推。

“世之治温病，皆以银翘散、桑菊饮为宗，银翘散、桑菊饮之药，皆疏泄降肺之药，乃燥病之药，非温病之药。燥则金气敛结，药宜疏泄，温则木气疏泄，药宜收敛。断无疏泄之病，用疏泄之药，治之之误也。”银翘散、桑菊饮本身也有适应证，对证就有效果，但一定要考虑病人肝肾是否阳气虚的问题。

他认为银翘散、桑菊饮乃治燥(金气敛结)病之药，但不知病毒侵入肺，也会引起燥结。当然，对痰结的情况是不可用银翘散、桑菊饮的。

"《温病条辨》之银翘散、竹叶牛蒡桔梗等药，破肺气伤肺液，连翘除湿伤津，疏散力大，温病大忌。......知肺热当清，木温当养，便将温病的根本解决。温者，木之生气也。"

他认为，温病的传变途径是荣卫气血，与伤寒不同。殊不知，荣卫气血也包含于六经之中。

"温病表里之分，为荣卫气血。亦有病在肠胃者。如两感温病，则责在肾家。"

"温病分纯温病，兼感寒温病。初起头疼身痛，先恶寒后发热，发热之后但热不寒，神智昏迷，精神倦怠，此病在荣卫也。......舌无胎，脉洪虚躁急模糊，轻按多重按少。发热大者，方用乌梅白糖汤。肥乌梅五枚，白糖一两。

舌无苔，脉虚小者，方用扁鹊三豆饮。"

"如脉不模糊，不洪不虚，重按较轻按有力，面色不浮红，昏睡不醒，是兼感寒温病。病在荣卫，里热已作。此肺金收敛力大，将木火疏泄之气，敛成有定在之实热。宜加减三豆饮"

"发热，咳嗽，恶寒，身痛，大渴，舌胎粉白，脉象不洪，重按有力，此病在气分也。用枳实银菊散......服后热退病减."

"在气分证中，加日晡潮热澹语，腹满拒按，舌胎由白转黄，燥而且厚。脉象右大而实，左则弱小。方用加减黄龙汤。"

"相火既化成有定在之热，平日气分偏热之人，热即入于气分，平日血分偏热之人，热即入于血分。血分既热，舌色即现绛赤，脉象即转弦数，身热不退，口干而不饮，心烦夜不成寐。方用加减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温病两感者，本身木气疏泄偏胜，伤及肾家藏气，肾阳外泄，肾气空虚，又感时令疏泄之气之病也。此病极危险，一为肾气丸证，一为大青龙汤加附子证。......肾气丸证，其症微恶寒微发热，全身倦怠，两足困乏，神志昏迷，脉象微弱散乱。方用肾气丸六钱调服。......单感时气之疏泄，肾气能自固藏，病轻。既感时气之疏泄，肾气又被拔动，故易致死。此等病证，一服辛凉，汗出腹泻即死。......恶寒发热，身痛如被杖，头痛如斧劈，口干欲裂，烦满而渴，脉时浮时沉时数时细，方用大青龙加附子汤。此肾阳素亏，又病感寒温病也。......此症头痛而至如劈，脉又摇摇无定，肾阳拔泄，并于头上，其中下之虚极矣，非附子、炙草不能挽回根本。口干而至烦渴，上焦燥热极矣，又非石膏不能回复津液。"“用石膏清燥开结。温病虚证，外热内虚。石膏败火寒中，温病服之，无不一泻而死。”

同样一个温病，有时非用附子不可，有时非用石膏不可，有时用石膏即死。可见，治病用药，关键在于对证啊！

"温病若发现于冬季，病势极险。因温为木气疏泄的本气，春温为木气疏泄的正病。冬季寒水封藏不密，木气拔根，故冬温人死最多，惟乌梅白糖汤最能挽回。若冬温上热下寒，足冷如冰，速服桂附地黄丸救之。冬暖必起温病。"

对于鼠疫的治疗有独到之处，也“功效不虚”。特别提到理中汤加天花粉也有效，说明疫病并非一定用寒凉药，甚至要用辛温药，是一大突破，可惜没几个人能理解，敢用就更少了！

“鼠疫者，冬温之死证也。大气冬时主藏，寒则能藏。今寒反成热，已经封藏于土下水中的阳气，发泄出来。阳气拔根，遂病鼠疫。......本身下部，阳气逆腾，无不头晕身乏者。.......阳根发泄，则下部空虚，阳逆于上，则上部充热，阳逆下虚，所以人死。”“”此时用凉药清热，下咽即死，上部虽热，中下阳虚故也。惟乌梅、三豆并用，乌梅一两，黄豆、黑豆、绿豆各五钱，加白糖二两以补中气，加杏仁泥五钱以降肺气，小便不利者，加红饭豆五钱以利小便，无不特效。.......惟治救迟延，中气已脱者，已吐血者，则来不及耳。未病时，日日服之，亦可预防。此方曾于丙辰冬绥远鼠疫，经同学实地试验，功效不虚。同学并有用理中汤加天花粉治效者。盖病的名目不同，病的原理则同。

综观此次新冠肺炎，从预防到治疗，还是以清热解毒为主（诊疗方案中，对医学观察期就推荐莲花清瘟胶囊，）似乎没人考虑到“上部虽热，中下阳虚”的问题！在描述脉象时，也没有区分寸尺，轻按重按的差异。即使到了外脱内闭的重症阶段，用附子10克，人参15克，山萸肉15克，这么轻的量，能起多大作用？历来关于附子毒性的教科书式的定性和一知半解的讨论使人缩手缩脚，人云亦云，哪有真知？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身体虚弱的人就难以救治，中医的整体观念没有得到落实！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有效不等于就完全正确！

“温病之理，疏泄太过收敛不足，本是阴虚。但阳气疏泄于外，化作邪热，里阳愈少，故系阴虚亦系阳虚。仲景于温病戒汗下者，因温病是虚证，当保养阴液，尤当保护阳根也。”认识到阴虚其实也是阳虚又是一大进步！

“有人问曰：温病既是阳虚，何不用热药以补阳？不知温病之阳虚，乃水中相火浮于水外也。相火浮于水外，乃木气疏泄，肺金不收。养木气，平疏泄，以收肺金，只要肺金能收，浮出水外之相火，自然归回于水内。此温病补阳之法也。”

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收回相火固然能防止疏泄太过，然作为温病补阳之法对于原本阳气就不足者仍是不够的，非外来阳气难以补其不足。况且，对于病毒的入侵，阳气外泄是为了驱毒外出，若仅收回，谁来驱邪？

“伤寒发热，由于胆经不降。温病发热，不止由于胆经不降，且由于肾水不藏。温病若用热药补阳，必定增加灼肺之热，并且煎枯肾气之水。肺肾之阴再伤，岂不阴绝而死。”

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因为，补脾肾之阳不会煎枯肾气之水，阳与热是不同的，热能耗阴，阳却能生阴。理中汤加天花粉治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之所以出现“煎枯肾气之水”，那是用法不对。如果用熟地、巴戟天、鹿茸之类去补肾阳，更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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