膏方伴随着中医药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自先秦时期以来,从外用到内服,从治病到防病,各个阶段的作用都有着独特鲜明的变化,治疗范围越来越多样化,用于提高人们身体的健康水平。膏方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的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中医药的一朵奇葩。

1、先秦时期

膏方的运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膏方运用起源于外用膏剂,先秦古籍《山海经》就有记载,《山海经·山经·西山经》云:“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日藏羊,其脂可以已腊。”意思是有一种叫臧羊的动物,其羊脂可以用来涂擦皮肤防治皲裂,这可以说是早期膏药的雏形,而当时膏药的构成是单用动物的脂肪用以外敷或者涂擦。现代研究证明,羊脂具有滋润、温煦作用,涂于皮肤能形成封闭性油膜,促进皮肤水合作用,对皮肤有保护和软化作用。

从现有医书的记载,膏方外用最早可追溯至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医方书、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书中记载的中医学理论和治病方药,要早于《黄帝内经》,其中就已经有膏方的应用记载。用膏命名的方药就有肪膏、脂膏、久膏、彘膏等,所治病多为外伤,单纯用动物脂肪或以动物脂肪加热提取药物外敷，如《五十二病方·诸伤》:“令伤毋般(瘢),取彘膏、口衍并冶,傅之。”《五十二病方·加》:“冶乌象(喙),炙段脂弁,热傅之。”均是用动物的油脂直接或加热后涂在瘢痕处,可以避免瘢痕结痂产生。

可见早在《黄帝内经》以前的时期,就有医家用动物类油脂制成膏剂,涂抹在皮肤上,用于治疗疾病。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中,所用的调膏油脂类已有羊油、猪油、牛油等多种动物的脂肪,并已有“以清煮胶”,这种熬煮主要是让水分蒸发而使药汁变稠的炮制方法,可以说是如今膏滋药制作的雏形。但那时主要是将药和油脂调和成膏剂,以外用为主,尚未见到含药的脂肪膏内服的记载。

《黄帝内经》成书于秦汉时期,仅提出首方剂,其中包括2个膏方。《灵枢·痛疽》云:“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日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即用豕膏治疗米疽。又如《灵枢·经筋》云:“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瞰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而已。”用马膏治疗筋脉弛纵。从此看出,豕膏、马膏也都是外用涂膏。

2、汉代

《后汉书·方术传下·华佗》:“若在肠胃,则断截前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可以说,膏方最早起源于外用制剂。

最早以“膏药”命名,并有完整组方及服用方法的膏方,见于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里面有3个相对完整的膏方,即百病膏药方、千金膏药方、妇人膏药方。其中,百病膏药方用猪脂煎蜀椒、附子,去渣为丸内服。记载较为详细的是千金膏药方,包括药物的组成、炮制的方法以及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较《五十二病方》和《黄帝内经》中的膏方有明显的进步。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剂型丰富,膏丹丸散,无一不备,大乌头煎和猪膏发煎就是仲景运用膏方治疗内科疾病的例子。《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云:“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大乌头煎主之。”方用“鸟头(大者五枚,热,去皮,不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淬,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又如《金匮要略·黄疽病脉证并治》云:“诸黄,猪膏发煎主之。”方用“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三枚),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方中的猪膏可润燥解热,乱发可消瘀利水。晋代葛洪《时后备急方》中的膏方制剂有用苦酒(醋)与猪油作溶剂的特点,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病处,又可内服。

到了晋代,《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黑膏即为外用膏剂的种;另记载裴氏五毒神膏,又名雄黄膏,温酒服,如枣核一枚,主治中恶,暴百病。《肘后百一方》载“莽草膏”,耳鼻病可以绵裹塞之。南北朝时期《小品方》地黄煎(生地黄),单独一味作为滋补膏方。此时的膏方运用,已由皮肤外敷,逐步发展到五官科外塞和内服并用以治疗疾病。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对膏药的制作做了详尽的说明,提出以治病的需要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本草经集注·序录》指出:“又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亦兼参用,察病之源,以为其制耳。”又曰:“凡合膏,初以苦酒渍取,令淹,漫浃后,不用多汁,密覆勿泄。云时者,周时也,从今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者。煮膏,当三上三下,以泄其焦势,令药味得出。上之使迎迎沸仍下之,下之取沸静乃上,宁欲小生。其中有蕴白者,以两头微焦黄为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黄色也。绞膏亦以新布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堪酒煮稍饮之。可摩之膏,膏淬即宜以薄病上,此盖贫野人欲兼尽其力。凡膏中有雄黄、朱砂辈,皆别捣细研如面,须绞膏竞乃投中,以物疾搅,至于凝强,勿使冗聚在下不调也。有水银者,于凝膏中,研令消散。有胡粉亦尔。”《本草经集注》这段内容指出了膏剂的制作方法,膏方中的药物要先用酒或醋浸泡密闭,浸泡时间为一天左右,这一制作方法沿用至今。煮药时慢煮,以便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充分析出,煮药的火候以药物深黄为合适,宁可生一些,不可将药物烧干焦黄。药物有效成分析出后,用动物脂肪类作为赋形剂,有些药物需要研成细粉,最后加入。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将一些不适合煎煮的药物,最后研成粉末加入到膏滋药中。可以说陶弘景时期的膏药制作方法,有不少仍沿用至今。此外，还指出了膏剂在内服的同时可以用来外敷,将膏剂煎煮下来的药渣敷于患处,以尽药力而不浪费,这些记述都为现代膏方的制作工艺奠定了基础。

3、唐代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到了唐代,中医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以《黄帝内经》的理论为依据,以五脏及其相表里的六腑为纲,系统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中医辨证论治方法。

在方剂剂型上,较魏晋时期更为丰富。通常将外敷药膏称为“膏”,而将内服膏剂称为“煎”,如《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的“地黄煎""苏子煎”“杏仁煎”“枸杞煎”等,不仅用于治疗疾病,并且开后世膏剂补虚、康复、养生、延缓衰老之先河。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痛冷积热第八》中记载的地黄煎,方用地黄汁、茯神、知母、玉竹、天花粉、竹沥、生姜汁、白蜜、地骨皮、石膏、麦门冬汁等,主治脾胃虚热,“上十一味,叹明,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诸药,取汁三升,去津,下竹沥地黄、麦门冬汁,微火煎四五沸,下蜜、姜汁,微火煎,取六升,初服四合,日三夜一,加至六七合。四月、五月作散服之”。明确说明了膏剂的药物组成、煎煮制作方法。

又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八大肠腑·咳嗽第五》中的苏子煎,治疗上气咳嗽,方用苏子、杏仁、生姜汁、地黄汁、白蜜各二升,“上五味,捣苏子,以地黄汁、姜汁浇之,以绢绞取汁,更捣,以汁浇,又绞令味尽,去淬,熬杏仁令黄黑,治如脂,又以向汁浇之,绢绞往来六七度,令味尽,去滓,纳蜜合和,置铜器中,于汤上煎之,令如。一服方寸匕,日三夜一”。可见其已与现代膏方的情况大体一致。

《备急千金要方》中主要有40多个膏方,从病证治疗的分布范围分析,膏方主要治疗外科疾病和风湿痹痛为主,以及由外感引起的疼痛、僵硬等病证。在这些膏方中,外治膏方多对药物进行提取,有近一半是用苦酒,即米醋来浸泡来析出药物的有效成分,也有用猪脂或羊脂浸泡析出药物的,或将药物直接打碎入药。

《外台秘要》中也详细介绍了黑膏药的制作方法:“又疗发背及一切毒肿方。生麻油(六合)、黄丹(二两半)、地胆(两钱捣碎筛)、生栗子(四十九枚取大小中者熬焦去皮碎绢筛)。上四味,和于铜器中盛,用炭火重汤煎候沫溢出,与器口欲平,取小麦一合,分二人嚼取筋,急纳药中搅,使与相和,膏擎下,安铜器冷水中,成膏讫,以故编涂膏贴所苦处,晨夕换膏。”该方不仅用黄丹收膏,而且将熬制好的膏放入水中去火毒,然后将膏药涂在布帛上贴于患处,多用动物类脂肪或加入蜡、松脂等作为赋形剂。

唐代朝廷开始重视并组织编写医方药书,使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得到了发展。膏方多以“煎”命名,同时其治疗功效也由外治向滋补强身、延年益寿的方向延伸,如《新修本草》《备急干金要方》中的“杏仁煎”“地黄煎"“枸杞煎”即为当时一些补虚养生的膏方。王焘《外台秘要》载“古今诸家煎方六首”如鹿角胶煎、蒜煎方,均为滋补强壮剂。这说明从唐代开始,膏方已开始应用于滋补强身,既有外用,亦有内服,但当时一般将外敷药膏称为“膏”,将内服膏剂称为“煎”,“膏”和“煎”是有一定区别的。

4、宋、金、元时期

北宋时期的膏方,基本沿袭了唐代的风格,使用也日趋广泛,如《太平圣惠方》卷二十六治疗虚劳赢瘦无力的地黄煎、卷二十七治疗虚劳渴的瓜萎煎、《症因脉治》卷一的知柏天地煎等。无论滋补还是治疗,膏和煎已不可以区分,“煎”的称谓也逐渐向“膏”发展,以内服为主。如《洪氏集验方》收录的琼玉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的助胃膏、钓藤膏,都是内服膏方,既有填精补虚的,也有治疗内伤杂病的。《洪氏集验方》收录的琼玉膏,用生地黄、人参、茯苓和白蜜组成,治疗虚劳干咳,流传至今,名声甚广。《圣济总录》中的栝葵根膏,以括萎根和黄牛脂共同熬制,具有养胃生津的作用,其膏方制作时使用动物类药的习惯也流传下来。

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分门,流派鼎立,各擅其长,疗疾补虚的膏方也在诸多医著中有所记载。如《丹溪心法》之藕汁膏,用黄连末、生地汁、牛乳汁、白莲藕汁慢火熬制治消渴。《东垣试效方》治疗偏头痛的清空膏、《世医得效方》的地黄膏和蛤岭膏等,都可用作食疗。

5、明代

膏方发展到明代,已进入成熟阶段,如《本草纲目》的益母草膏、《寿世保元》的茯苓膏等。明代医家多注重用血肉有情之品调补身体,认为能“延年益寿,填精补髓,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膏方的制作方法和现今类似,煎汁、派缩、加糖蜜或胶类收膏。这时的膏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从药用延伸到膳食调养,如明代《御制饮膳调养指南》,用人参、生地、茯苓、蜂蜜制成的琼玉膏,用枸杞子、白酒熬成的金髓煎,用天门冬熬成的天门冬膏等,均以慢火熬成膏,并有延年益寿、调养身体的作用。

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所载通声膏,将药物共研细末,熬透去渣,加入杏仁液、酥、蜜、姜汁、枣肉,再煎热收膏,具有补气润肺、化痰利窍的作用,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胸中满闷、语不出声之症。《韩氏医通》收录的霞天膏。《景岳全书》所载两仪膏,取人参、熟地,煎取浓汁,加白蜜收膏,以气血双补,形气兼顾,治疗气血两亏、嗜欲劳伤、胃败脾弱、下元不固诸证。《摄生总要》从壮阳填精法立论,辑录了龟鹿二仙膏等名膏,取阴阳双补之法,至今仍为临床广泛使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孙一套《赤水玄珠》卷十记载了补真膏,方用黄精、山药、怀地黄、熟地黄、天冬、麦冬、莲肉、巨胜子、柏子仁、松子仁、何首鸟、人参、茯苓、菟丝子、杜仲、肉苁蓉、五味子、黄柏、白术、当归、甘草、陈皮、砂仁、知母、白芍、川芎、鹿茸、小茴、苍术共二十九味组成,主治虚损劳怯。此方药味众多,功效全面,与现代膏方的组方相类似。

6、清代

至清代,膏方的使用已成为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许多膏方沿用至今,但膏药的理论体系尚未进行系统总结整理。直到清代吴师机将膏方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对膏方的治病机制、应用方法,尤其是在制作工艺上均有详细的论述和较完整的总结。同时,吴师机将内病通过外治法来治疗,用膏药外敷以治疗哮喘、腹水、鼓胀、痹证等各种内科杂病。

清代名医张聿青撰有《张聿青医案》,其中包含《膏方》一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鳖甲胶等,以加强补益作用。张聿青的膏方更强调辨证施治而配制膏方,因时、因人处方,用药讲究,配伍周细,注重炮制,其膏方重视“调治”,不仅仅拘泥于补益作用,更多的在于运用膏方治病,张氏的这种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甚大。

《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中均载有膏方医案,用膏滋药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或治咳甚呕血叶食。《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如用于延缓衰老的菊花延龄膏,用于补益的扶元和中膏,用于治疗眼病的明目延龄膏,用于治咳嗽的润肺和肝膏,用于治疗脾胃不和的理牌调中化混膏,用于治疗肝病的清热养肝和络膏等。此外,膏方的运用也不单单局限在冬季,其他四季都有使用。

清代上至宫廷御用,下至民间滋补养生,用膏方补养之风盛行。内服膏方不但用于单纯滋补,更是救治疾病、痛病缓图的有效治疗方法,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如《种福堂公选良方》的秘传噎膈膏,用人乳、牛乳、蔗浆、梨汁、芦根汁、龙眼肉浓汁、人参浓汁各等份,姜汁少许,隔汤熬成膏,下炼蜜,每日徐徐频服之,可治疗气阴两虚之喳膈。现代也常用于肿瘤术后或放化疗后的气阴两虚证患者,具有益气补血、养阴润燥、补充疾病的消耗、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